30年前那些逗樂我們的相聲段子已經不再好笑；除了在微博上被吐槽，春節聯歡晚會已經乏善可陳；大魚大肉、糖果零食都不太符合現在的健康標準；大掃除是沒必要的，日常清潔已經讓家里足夠干凈……過年可以做的那些事情都在逐漸失去意義。
過年必須做的那些事又令人煩惱。2012年春運人數已經超過30億，每年幾十億人口的大騰挪成為一個基本無解的社會問題。年貨送來送去，領導、朋友、長輩，打點各方關系，聯絡多方感情，過年比上班還累。年前的突擊加班常常讓人對假期產生幻滅感：焦頭爛額地忙完所有的工作，難道就為了過年那幾天吃得腦滿腸肥，對著電視發呆嗎？
我們感慨年味淡薄，其實是人情淡了。但人類社會就是在由熟人社會向契約社會前進。我們有了更多的自我，不再依靠單一的價值標準來要求自己、評判別人，我們對于幸福的定義不再趨同。在不想過年的呼聲中，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理由是：為什么要按照別人的意愿來過年，我們只需要一個屬于自己的舒心假期。
過年的那點“鄉愁”也不過是腦補后的結果。
春節起源于殷商時期的祭神、祭祖。西周之后，過年加入了農業慶祝的活動。到漢朝形成了新春的禮儀。過年是綿延整個中華文明的傳統。1928年，國民政府曾經試圖廢除春節，折騰了幾年后自動放棄。“文革”期間的“革命化春節”也響應寥寥。民間對于風俗習慣，特別是對好吃好喝的節日的眷戀是強大的，過年，在中國人的生活中一直很難被撼動。但是，從20世紀初開始，個體便已經開始精神上逃離這種傳統。
魯迅在《祝福》描摹了過年的場景，宣告了自己的逃離，《祝福》中的“我”是這樣一個人：一個讀了點書、見了外面世界的小知識分子，他不再依靠慣性來生存，開始冷靜審視這個“過年”的舊世界，并在其中看到殘酷。
《祝福》中魯鎮舊歷年底在天空中都能顯出即將過年的氣象，所有人都在忙著年終大典“祝福”,殺雞宰鵝，買豬肉。但洗涮是女人們的事情，儀式是四叔這樣的家長的事情。“我”這個無關的閑人，回到故鄉魯鎮，卻急著想要離開。那是一個充滿了“寒暄”的世界，總是話不投機，有些你憐憫的可憐人，而你幫不了他們；有些勢利心狠的人，你厭惡又不免有些交道。若干年后回顧起來，故鄉已經很遠了，過年便只是記憶中灰白色的天空，遠近的鞭炮聲和彌漫于空氣中幽微的火藥味。
我們會在某一瞬間懷念四世同堂的時代，全家歡天喜地過春節。但在理智層面，我們都明白，那不過是一個幻覺而已。家庭人口越多，關系就越復雜，大家庭內部從不缺勾心斗角，也像一個小江湖。一些據說飽嘗了都市孤獨癥的人懷念記憶中的春節：現在想來跟兄弟搶一塊糖都是開心的。他們已全然忘記當初沒有吃到那塊糖的憤懣與屈辱。在一些充滿鄉愁的腦海中，過去總是蒙著一塊玫瑰色的面紗——那其實是腦補的結果。
現實沒有給鄉愁留下空間，城市化推平了記憶中的故鄉，在“千城一面”之間，我們的家鄉都是趨同的，幾年之間迅速崛起的市鎮只跟地產、政績相關，與出生或生活于此的人沒有多少關系，為了活得好一點，他們甚至都不能留在自己家鄉。
對于世界工廠流水線上的90后來說，公益短片中那些千里走單騎，冒著風雪騎摩托回家的情感是陌生的，那是他們父輩的過年經驗。對他們來說，過年開心的不一定是回鄉，而是拿了工資去買一個新款智能手機。QQ上認識的好友比兒時的玩伴親密得多。故鄉是丑陋的，他們對于中國鄉村的凋敝體會至深，那是留守兒童時期的切身經歷，在父輩打工賺來的二層小樓中，只有未粉刷的墻壁，祖父母力不從心的照料。
1984年2月2日，北京，農歷初一黃土崗公社劉甲村社員張占鰲一家在包餃子。除夕晚上及初一早上吃餃子的習俗在中國北方一直沿襲至今。
過年是代際矛盾的爆發期，兩代人都深深地被那個無法實現的“成功”所折磨。
雖然這個國家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與世界的同步，年輕的一代能夠與全世界同齡人同步在蘋果店排隊搶購最新一代的iphone了。但是上一代人還在另外一個時空：依然相信電視上所說的一切；對他們來說，網絡最大作用就是偷菜以及可以連續看完三十多集的“婆媳大戰”連續劇；他們或許是廣場舞大媽中的一員，或許是買金大媽中的一個。他們早早就已經放棄自己，而把全部的希望放在兒女身上：只要兒女好，他們便一切都好。在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他們也迅速放棄了自己的話語權：我搞不懂了。家長權威開始喪失，長輩對于家庭的凝聚力也越來越弱了。
對很多中國家長，特別是中國父親來說，親子溝通是一件困難而麻煩的事情。養育孩子的那幾年恰好是事業上升的關鍵階段，與同事在一起的時間超過陪孩子的時間，孩子的叛逆期又恰逢中年危機，出軌鬧離婚各種焦頭爛額。在2012年，中國的離婚率增幅就已經超過了結婚率增幅，連續8年攀升。
向孩子解釋成年世界的各種困境實在太困難了，也太耗費時間了。情感上的虧欠很容易用禮物的方式來彌補。一個芭比娃娃、一套樂高玩具、一個包、一輛車、一套房……親子關系變成了禮物模式。但是，養育一個孩子并不是馴養一個小動物，給它糧食，它就會向你搖尾巴。情感互動是一種經年累月練習的結果，不是你某天突然想修復時，就可以讓對方按照指令回到原位。情感上的空洞會一直橫亙在彼此之間，過年也無法讓大家在一起假扮親熱。
年輕的一代多數是精致的利己主義分子，從小便享有家中最好的一切。花著父母的辛苦錢念完了大學，第一份工作的工資還不足以支付房租，在一個“拼爹”時代，當他們工作受挫時，還不時會暗暗抱怨：為什么自己不是富二代、官二代。
父母與孩子照例是最親密的親人，卻有著最無法溝通的價值觀，他們都被這個時代的功利主義牽動著，無法自省，也無法以恰當的方式愛人。父母依然還在付出，但是付出得越多，希望在兒女身上得到的回報就越多——不是希望兒女返還自己什么，只是希望在兒女身上兌現自己無法取得的現世成功。但是身為兒女，卻并不是個個都能出人頭地，那些厭惡過年的大多數無法面對自己現世奮斗的“失敗”,敗于過年聚會的各種“曬”:曬年終獎、曬過節福利、曬年會上的抽獎……三十而立沒能立起來，四十不惑依然困惑，難以擔當那些人生的責任；他們沒能成為一個好的榜樣，提供一個世俗層面的成功樣本。
過年是農村包圍城市，品味、學識、腔調……都市優越感在過年期間全面淪陷。
人是依靠優越感存活的動物。在北上廣深，你可以看伍迪·艾倫的電影、用海淘購買一千美元的鞋子，然后假裝生活在紐約。單身無孩，月月月光，除了生病時偶爾會覺得有點寂寞，總體依然覺得自己人生很牛，覺得自己是超越了瑣碎生活的那群幸運兒。那樣的瑣碎生活實在太熟悉了，因為你就是在瑣碎中長大的，上有老，下有小，空間局促，沒有隱私；從物質匱乏時期過來的父母，小心地計算著每月的開支，為節省了10塊錢而雀躍不已。熟人社會有各種人情世故，斤斤計較，你是如此厭惡，大學畢業后便義無反顧地逃往大城市，以為遠離了是非與瑣碎。
但是年齡漸長，你會發現，自己還是難以逃脫被那些在你看來井底之蛙的眼界評判。春節其實是一個“成功人士表彰大會”,中國式幸福是如此單一而殘酷，就是有票子有房子有車子有兒子。那些沒有比較優勢的人訕訕退回到親情環節，長輩發了壓歲錢，晚輩送完腦白金，大家開始看春晚包餃子。晚會歌手在唱“常回家看看”.你在心里卻暗暗下決心：明年混不出個樣子來就不回家過年了。所以，每年春節都會有那么幾個缺席者，他們是家人口中隱晦的存在，“沒回沒回”,最后一聲低得幾乎聽不到。
在家鄉不要試圖去推銷那套雅痞的觀念，喝什么紅酒、穿什么質地的套頭衫。在強大的現實主義邏輯之中，你就是一個不會過日子的廢柴。由品味構成的大城市優越感可以瞬間被洞穿：言必稱紐約，卻一次沒有去過紐約，其實只夠錢去次泰國；每個月仍在還15萬的奔馳smart車貸；過完年，房東就要漲房租，心里一直在掙扎要不要搬離電梯公寓；年終獎很少，過年這一次回家就全花光了；信用卡已經有了三筆分期，難道還要繼續第四筆分期付款嗎？
在家鄉濕冷的冬天，凹造型穿著單薄的羊絨大衣凍得瑟瑟發抖，然后，那個微胖的媽遞給你一件羽絨服，你掙扎了一下還是穿上了。你會發現，跑了很久，以為自己已經遠離了你所否定和逃離的一切現實，但是，回家過年，一切都被打回原形。只是溫暖和安全感是很受用的，雖然它們總是與現實的無聊、瑣碎一起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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