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五勤”之道雖是為官之道，同時也是為人處世之道：
一曰身勤
曾國藩所說的“身勤”就是身體力行、以身作則。
曾國藩曾說“余謂天子或可不親細事，為大臣者則斷不可不親”。
曾國藩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曾國藩在軍中要求自己早起，不論是什么樣的天氣，不論是什么樣的環境，他一定“聞雞起舞”，練兵督訓，辦理各項事務。曾國藩對軍中將士說：“練兵之道，必須官弁晝夜從事，乃可漸幾于熟。如雞孵卵，如爐煉丹，未可須臾稍離。”《論語》有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言傳不如身教，曾國藩就是這樣影響手下的幕僚、將領的。不管是個人修行還是管理團隊，這一點至關重要，要給周圍的人和下屬做一個好榜樣。
二曰眼勤
曾國藩所說的“眼勤”是從細微之處識人。
曾國藩指派李鴻章訓練淮軍時，李鴻章帶了三個人求見，請曾國藩分配職務給他們。不巧曾剛好飯后出外散步，李命三人在室外等候，自己則進入室內。等到曾散步回來，李請曾傳見三人。
曾說不用再召見了，并對李說：“站在右邊的是個忠厚可靠的人，可委派后勤補給工作；站在中間的是個陽奉險違之人，只能給他無足輕重的工作；站在左邊的人是個上上之材，應予重用。”
李驚問道：“您是如何看出來的呢？”
曾笑道：“剛才我散步回來，走過三人的面前時，右邊那人垂首不敢仰視，可見他恭謹厚重，故可委派補給工作。中間那人表面上必恭必敬，但我一走過，立刻左顧右盼，可見他陽奉陰違，故不可用。左邊那人始終挺直站立，雙目正視，不亢不卑，乃大將之材。”
曾國藩所指左邊那位“大將之材”，就是后來擔任臺灣巡撫鼎鼎有名的劉銘傳。
曾國藩從細微之處識人，練就了他的一雙慧眼，曾府幕僚鼎盛一時，幕僚在曾國藩平定太平軍的過程中出謀劃策，立下了赫赫功勛。
三曰手勤
曾國藩所說的“手勤”其實就是要養成一個好習慣。
曾國藩一生養成了三個好習慣：
一是反省的習慣：曾國藩每一天都寫日記，曾國藩說：“吾人只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進德，則孝弟仁義是也；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業，又算馀了一文錢；德業并增，則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貴，悉由命走，絲毫不能自主。”曾國藩通過寫日記進行修身，反思自己在為人處世等方面存在的不足，通過這樣的反省，不斷修煉自己。
第二個好習慣就是讀書習慣，他規定自己每一天必須堅持看歷史不下十頁，飯后寫字不下半小時。曾國藩說“人之氣質，由于天生，很難改變，唯讀書則可以變其氣質。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通過堅持讀書，曾國藩不僅改變了氣質，更磨練了他持之以恒的精神，同時也增長了他的才干，懂得不少為人處世的道理，也讓他成了一代大儒。
第三個好習慣就是寫家書，據說曾國藩僅在1861年就寫了不下253封家書，通過寫家書不斷訓導教育弟弟和子女，在曾國藩的言傳身教之下，曾家后人人才輩出。
正所謂習慣決定性格，性格決定命運。曾國藩養成很好的習慣，不僅成就了曾國藩自己，也影響了曾家后人。
四曰口勤
曾國藩的“口勤”就是他與人的相處之道。
曾國藩認為同僚相處“兩虎相斗，勝者也哀”。
據說曾國藩開始同湖南巡撫駱秉章的關系并不好，咸豐三年，曾國藩在長沙初辦團練時，駱秉章壓根兒就沒把曾國藩放在眼里，對曾國藩的工作也不是十分支持。當綠營與團練鬧矛盾時，他總是把偏向著綠營。
讓曾國藩特別憤憤不平的是，在靖港兵敗，湘軍退駐長沙城郊的水陸洲時，駱秉章來到離曾國藩座船僅數十米之遙的碼頭送客，曾國藩以為他是特意來看望和安慰自己的，內心正十分感激，誰知他送完客人之后竟然轉身便走，就當沒有看到曾國藩！并且還同長沙官員一起對曾國藩的兵敗百般譏諷。
盡管如此，曾國藩并沒有逞口舌之爭，而是采取曲意忍讓的態度，在他為父守孝后第二次出山之時，他特意拜訪了駱秉章，態度十分謙恭又十分熱情，之前的那點事就當沒發生一樣。這讓駱秉章大感意外，當場表態，以后湘軍有什么困難，我們湖南當傾力相助。
“己預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曾國藩口勤不僅僅是對同僚和上級，對下屬也會耐心地訓導，曾國藩秉持的這種為人處世之道，不僅讓他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如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劉銘傳、胡林翼等名臣，實現了清末短暫的中興。
五曰心勤
曾國藩所說的“心勤”其實就是堅定的意志品質。
曾國藩不管是從科考還是在平定太平軍時“屢敗屢戰”，都有一種精誠所至的信念在支撐他。從各方面下足工夫，功到自然成。
曾國藩說“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以勤治惰，以勤治庸，不管是修身自律，還是為人處世，一勤天下無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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