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大蕭條時期。父親是紐約特洛伊的一位職業醫生。他貼在辦公室窗上的營業時間是1點—3點，6點—8點。但這沒什么意思，因為他樂意在任何時候接待任何人。
哈得遜河泛濫的那一年，他坐一條劃艇到一病人家去。我想他是特洛伊投入洶涌激流的人中最勇敢的一個。我看著都感到害怕，父親是不會游泳的。幾個小時后船回來了，船上是疲憊不堪的醫生和一只剛殺好的雞———是一位手腕骨折病人支付的醫療費。
除了職業就醫外，他還是位獄醫。在我12歲生日那天，他邀我一起到監獄去。他挨個進入每一牢房，給一個個犯人就診。對待那些人———他們大多是酒精中毒或肺炎———他也是非常講究，每檢查好一個病人都用肥皂洗手。在把聽診器貼到病人胸部之前，他用嘴把金屬聽診器呵熱，仔細地用手掌安放聽筒圓盤，以使他的手指和拇指部能直接貼到病人皮膚上。“你要接觸他們。”父親解釋說，“有時候這就是你所能做的，除了所有的需要外，他們需要的是同情。”
面對難度的診斷，父親總是微微地說些什么：“看上去像是……”或“使我想起……”我當然不會答應這些具有修辭色彩的自言自語。但有一次我卻答應了。那是在急診室里，父親正在給一位因車禍而致傷的病人檢查胸腔。他有幾根肋骨折斷。
“現在我們這兒有什么？”父親輕聲自言自語道。“就像撐開的傘，里邊的骨支都斷了。”我大聲說道。父親把手按在我的手上：“他醒著，你知道，我肯定他聽到你說的話。”如果一個人可以羞愧去死的話，我是寧愿去死的。
父親曾對我說：“許多時候，你什么也不能做，但有一點除外———要多說些同情的話。”他認為，這對病人及他們的家屬有著極大的價值。
“為什么每個人都得死呢？”我問道，“這不公平。”“公平的。”他糾正道，“這是人的一部分。如果不這樣，那將更糟。人就像舊畫。它們可以暫時得到修復，但總要消失的。此外，人們比你想象的要勇敢得多。”在我15歲生日前，父親在診所里倒了下去，兩天后便去世了。
自此以后，我開始了醫學生涯。大學畢業后，我到紐黑文的一家醫院工作。一次，一個患腿潰瘍的病人躺在檢查臺上。我作了自我介紹。
“過去在特洛伊有個醫生。”他說，“和你的名字一樣。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大約20多年前，他治好我的疝氣。”此時此刻，我的睛睛模糊了，我眼前的所有東西似乎都在跳動，在閃光。
“他是我的父親。”過了一陣后我說道。
“一位很好的醫生。”他說，“一個好人。”接著又說：“你認為能治好嗎，醫生？”
“行！”我對他說，“傷一定能治好，我可以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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