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嘴蔡康永寫過一篇博客，
這句話就是——這有什么用？
孩子說：我想學舞臺劇。
父母就問：這有什么用？
孩子說：我會彈巴赫了。
父母就問：這有什么用？
孩子說：我在想太陽為什么會燃燒。
父母就問：這有什么用？
蔡康永在文章里萬分慶幸——“我沒被爸媽問過這個問題。”
為什么沒有？
因為蔡爸蔡媽也喜歡做無用之事，
讀閑書、聽閑曲、養閑花、觀閑景……
蔡爸蔡媽問蔡康永最多的問題是：
“漂不漂亮啊？”
“喜不喜歡啊？”
“好不好吃啊？”
在父母的熏陶下，
蔡康永也愛上了這些無用的閑事。
而正是這些無用閑事的滋養，
蔡康永才成了全國皆知的名嘴。
他在文章結尾時總結說：
“我的成長，讓我相信：
那些看起來沒有什么用的東西，
往往才是我們人生的珍寶。”
中國人最講究“實用”。
“我想學哲學。”
“這有什么用，能當飯吃嗎？”
“我想學吉他。”
“這有什么用，你能成為歌星嗎？”
從小到大，從生到死，
我們所遇到的一切人事物，
都被父母、老師、愛人、上司以及我們自己，
習慣性地劃分為“有用”和“無用”兩類。
彈鋼琴是有用的，玩沙子是沒用的。
上補習班是有用的，過家家是沒用的。
下圍棋是有用的，玩積木是沒用的。
我們以“功名、權力、財富”為標準，
如果一件事物，
不能被“最直接地應用”，
如果“短期內無法出成果”，
如果沒有“眼下能看見的利益”，
我們就覺得它是“無用之物”，
然后就鄙之丟之棄之。
殊不知，世間許多“大用”，
都是從看似無用的事體中衍生出來的。
當我們功利地拒絕所謂的“無用”時，
其實放棄了很多隱藏在其中的“大用”。
蔡康永就是最好的例子。
人的核心競爭力，
超過一半都來自不緊急的事情：
讀書、健身、交智友、培愛好、養審美。
高曉松出身于書香世家，
他在《魚羊野史》中寫道：
“當時我家里有好多書，
連走廊里都擺滿了書。
書柜下面都是卡片柜，
那個時候沒有谷歌搜索，
看書得把筆記記在卡片上，
這句話在哪本書第幾頁，
于是我們家到處堆滿了卡片。
我常常隨手撿起一本書，
一看就是一個下午。
對我而言，讀書就像吃飯。”
正是因為書籍的滋養，
20多歲的高曉松，
才寫出了1990年代最好的校園民謠。
2000年之后，
隨著互聯網的興起以及智能手機的出現，
唱片行業迅速衰落，
唱片公司紛紛倒閉，
大批歌手、制作人因此丟了飯碗，
但高曉松卻找到了音樂之外的出路，
他參與制作了三檔綜藝：
《曉說》《曉松奇談》《奇葩說》。
每檔節目，都火得一塌糊涂，
他也因此而賺得盆滿缽滿。
高曉松自己都倍感意外：
“我萬萬想不到兒時讀過的閑書，
會變成今日我謀生的飯碗。”
在知乎上看到一個提問：
“我讀過很多書，但后來大部分都忘記了，那閱讀的意義是什么？”
有一個回答讓我心有戚戚：
“當我還是個孩子時吃了很多的食物，
大部分已經一去不復返而且被我忘掉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
它們中的一部分已經長成我的骨頭和肉。
閱讀對你的思想的改變也是如此。”
日本現在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毫無疑問是村上春樹，
他連續九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他寫小說已經36年了，
36年里，他寫了50多本小說，
沒有遭遇大部分小說家都要遭遇的低潮期和停滯期。
村上春樹為什么這么牛？
他說：“我的秘訣在于喜歡長跑。”
1982年秋天，33歲的村上春樹，
萌生了一個想法：“我要當小說家。”
自從腦子里誕生這個想法后，
他就為自己設定了一種雷打不動的寫稿模式：
早上四點起床，泡咖啡，吃點心。
吃完就寫稿，寫稿四個小時。
然后開始跑步，跑10公里。
33歲之前，因為吸煙和熬夜，
村上春樹的身體已經胖成了一個球。
但當他立下當小說家的志向后，
便立即決定改變以往的生活習慣，
“如果你想做一項長期工作，就必須得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村上春樹說。
所以他決定開始跑步健身，
每天10公里，一堅持就是36年。
我為什么要寫村上春樹的故事呢，
其實就是想告訴大家：
“時間才是真正的big boss，
再有才華的人，最后拼的還是身體。
請養成與你的工作相匹配的健身習慣。”
2005年，蘋果創始人喬布斯，
在斯坦福大學演講時感嘆：
“如果我不學書法，就不會有今天的蘋果。”
喬布斯年輕時非常癡迷書法，
他為此專門上了里德大學，
因為里德有全美最好的書法教育。
“我那時癡迷書法，
僅僅是出于喜歡，
沒想過它在生活中有什么實際應用，
但沒想到十年后進入IT業，
我竟然用上了書法課里學到的東西。
十年后，我設計第一臺蘋果電腦時，
便把‘書法’運用到了字體設計中。”
于是世界上便有了第一臺“可以實現字體排版”的電腦。
很多人也因此愛上了蘋果。
喬布斯在演講中總結道：
“如果我當時沒有去學書法，
個人電腦就不會有這么豐富的字體，
也不會有這么賞心悅目的字體間距。
人生就是這樣，
你不可能有先見之明，
但你必須要相信某些東西：
愛好、勇氣、因緣等等，
這些東西遲早會在未來某一天串連起來，
讓你的生命綻放光彩、與眾不同。”
股神巴菲特曾經說過一句話：
“沒有芒格，就沒有我巴菲特。”
1959年，巴菲特賣力地向一位醫生推銷業務。
醫生突然打斷了他的講解，
果斷決定投資10萬美元。
巴菲特很疑惑：“還沒聽完，你怎么就做了決定？”
醫生說：“你讓我想起了芒格。”
“僅僅因為我像芒格，
醫生就愿意將血汗錢交給我打理，
芒格乃何方神圣，如此有魅力？”
巴菲特便決定去結交芒格。
他找到芒格，多次交往后，
終于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在遇到芒格之前，
巴菲特運作的基金只有30萬美元，
干的盡是“撿煙屁”的活。
“就像在大街上低頭尋找煙屁，
一看到，就沖過去，
撿起來嘬上最后一口。
這樣的投資實際就是投機。”
但芒格卻告訴巴菲特：
“價值投資的前提是估算股票價值的多少。”
“估計價值區間，重要的不是最高價值，而是對這只股票的最低價值估計得是否準確。”
“為一家偉大公司支付公平的價格，勝過為一家平庸公司支付便宜的價格。”
“投資就是選最好的公司，做時間的朋友。”
芒格的這些理念深深影響了巴菲特，
“芒格拓展了我的視野，
讓我從猩猩進化到了人類，
從不挑食變成了有品位。”
1971年，喜詩糖果準備出售，
出價是凈資產的三倍。
若按照巴菲特以前的“撿煙屁”策略，
這個價格實在是太高了，
巴菲特因此而猶豫不決，
但芒格勸巴菲特趕快下手。
十年后，有人出1.25億美元購買喜詩糖果，
是巴菲特買進時的5倍。
1988年，可口可樂總裁基奧，
發現有人在巨量買入公司股票，
他非常震驚——因為股價已經非常高了，但買家仍要以超過15倍市盈率的價格購買。
購買者，正是巴菲特。
這次購買，巴菲特花了2億美元。
但這筆2億美元的投資，
到現在變成了150億美元。
正是在芒格“輔佐”下，
巴菲特的伯克希爾公司，
在過去50年里，
以年均20.3%的復合收益率，
創造了難以逾越的投資神話，
巴菲特也由此成為美國最偉大的投資家。
巴菲特這樣總結道：
“一個人能走多遠，
要看他與誰同行。
與智者為友，你會不同凡響。
與高人為伍，你能洞察一切。”
喬布斯家里，
只有一張愛因斯坦照片，
一盞tiffany桌燈，
一把椅子和一張床。
他說：“我喜歡極簡。”
他把這種極簡的審美，
也帶到了工作與設計中。
1997年，他回到蘋果公司。
一上任就迅速砍掉了70%的項目，
隨即又砍掉了90%沒有特色的產品，
只專注于iMac、iPod、iPhone 、iPad。
發明iPhone4時，他只有一個要求：
“把最復雜最強大的功能最簡單化。”
結果極簡的iPhone4，
一舉開創了全球智能手機時代。
極簡——是喬布斯最熱衷的審美標準。
“簡單是高級形式的復雜，
越是高級的東西越是簡單。
簡到極致，便是大智。
簡到極致，便是大美。”
喬布斯這種極簡審美來自于哪？
來自于“禪宗”。
他最喜歡去的國家是日本，
他在日本有一個導師——乙川弘文。
而乙川弘文就是日本禪宗的代表性人物。
禪宗“無”與“簡”的理念，
培養出了喬布斯“極致簡約”審美品位。
而正是追求極簡審美，
喬布斯的蘋果才成了世界標桿。
美學家蔣勛說過一句話：
“一個人審美水平的高低，
決定了他的競爭力水平。
因為審美不僅代表著整體思維，
也代表著細節思維。
給孩子最好的禮物，
就是培養他的審美力。”
人的核心競爭力，
超過一半都來自不緊急的事：
讀經典的閑書，
鍛煉一個好身體，
與智者交朋友，
癡迷一兩個業余愛好，
提升自己的審美品位。
梁文道在《悅己》中如是說：
“讀一些無用的書，
做一些無用的事，
花一些無用的時間，
都是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
保留一個超越自己的機會，
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變化，
就是來自這種時刻。”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
無用之用，方為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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