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里面提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眾。”吉祥的人言語很少。因為他的心靜得下來，心一靜下來就懂得審時度勢，察言觀色，所以話不多，但是話一出來就會讓人家覺得很能夠信任，所以他都在適當的時機才開口。
“躁人之辭眾”，言語很多代表內心很急躁，好像不講話自己就沒有安全感，好像很不舒服。很多人回到家里只有自己一個人，坐著發慌，要趕快找朋友打一打電話心才不慌，有沒有這種傾向？人生沒有目標，常常就會覺得很急躁，找不到方向，所以一定要找人家來陪自己一下，才比較有安全感。
人心急躁話才會多，所以“話說多，不如少”。因為你急躁話又多，沒有考慮清楚，所以言多必失。言語太多了就會形成很多無形的障礙，自己都搞不清楚。到一個新的環境，接觸新的人群，話一定不能多，要先多看多聽。一個人能多看多聽還要心靜得下來才行。所以心靜的功夫是時時都要練的。
再有，我們的言語最好是要能利益別人再講，當你時時想著言語是要利益別人的時候，你就會比較謹慎，就會考慮到講了之后他會有什么感受，是否真正對他有利。對別人沒利益的話少說，最好不說。
晚清名臣曾國藩，在給他弟弟的書信中也指出，普通人有兩大兇德和弱點：傲慢和話多。某種程度上說，年輕的曾國藩犯過傲慢和多言的錯誤，但他都能在事后認真反省、改正，最終成就了自己的人格，所以曾國藩說的“兇德致敗者”是他從人生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寶貴訓誡。
曾國藩的“戒多言”源于一件小事，當時他剛進入翰林院不久，正春風得意，一次在給父親過生日時，對前來祝壽的好友鄭小珊夸夸其談，有些得意忘形，結果引起鄭小珊反感，拂袖而去。
事后曾國藩后悔萬分，他在日記里反思自己有三大錯。一是平常就自以為是；二是嘴上說話沒把門的，想到哪兒說到哪兒；三是明明說話得罪了人，還跟人強辯，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總結這三點，曾國藩說自己作為一個標準的儒家知識分子，連《禮記》里說的“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的道理都參不透，連語言這一關都過不了，還能成什么大事呢？
曾國藩一生在“戒多言”上下足了功夫，他不僅經常批評自己“每日言語之失，真是鬼蜮情狀！”也經常反問自己“言多諧謔，又不出自心中之誠”，這種言語習慣、個性缺點，“何時能拔此根株？”他不僅對自己有這個“戒多言”的要求，還把它當成家訓智慧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內容，尤其是對他的兩個兒子和幾個弟弟反復灌輸、強調這一點。
曾國藩認為，如果想用言語超過壓制別人，即使勝了，別人也不會服氣，為人處世上，還是應當謙遜一些為好。爭吵往往沒有是非可言，結果常常會意氣用事。一個人牢騷太多，結局必然抑塞，無故而怨天，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人必不服。抑郁不平之氣，往往傷人害己。
慎言
不要以為只有咒語才有神奇的招感功能，我們平常說的每一句話，都如咒語一般具有神奇的招感作用。
好話，喜樂的話，陽光的、正面的話語，會招來同樣喜樂陽光的能量；反之，沮喪、泄氣、牢騷、負面的話，也會招來它的同伴。
故必慎言：
不高興的時候不說話；
心不平時，不說話；
有牢騷、有情緒時，緊閉口，不說話。
能守得住口，方守得住心
口守不住的話，表示內心的翻滾太大。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少講話，無謂的話半句都嫌多。
善導大師往往都是獨來獨往的，為什么？因為有人相伴，往往容易講閑話。但是，不講閑話并不表示性格孤僻、冷漠，或者顯示自己鶴立雞群、特立獨行，如果有這樣的觀念，是不正確的。一個人也好，與大眾相處也好，都應該是和諧的，彼此有默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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