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交換學習那半年，我常去宿舍旁的一家紅豆餅攤位買小吃。我愛去的那家，是三個男人共同經營的：阿公、爸爸、兒子。阿公負責翻烤外圈，讓它維持脆而不焦的口感，爸爸攪拌制作著不同的餡料：奶油、芋頭、紅豆，兒子正當壯年，用沉重的木勺子，把一口口餡料涂抹均勻。
買得多了，我排隊時開始細細觀察他們的動作配合、語言交流，甚至眼神交換。一句廢話也不需要，他們就能流暢地完成一整道制作工序。這種看似渾然天成的默契，其實來得艱難。從阿公擺攤賣紅豆餅起，這家店已存在了五十年，父親接過了阿公的手藝，再把它潛移默化地傳給了兒子。和他們從主顧變成朋友后，我曾發問過，會覺得悶嗎？把一輩子都融進這甜食里，會不會感慨壯志未酬？
不會啊。那做事利落的年輕人答得也干脆，你看那么多人喜歡我做的紅豆餅。
年輕人看著我，用帶點好笑的口吻答道：“一開始是會啊，覺得阿爸和阿公教我的東西很不時髦。憑什么別人都在滑板玩搖滾，我在捏紅豆餅。但是后來發現，那么簡單的一門手藝，居然也有很多訣竅和要點，也需要花費好多心力，那時候我才想明白，攀登每一個行業的最高峰都不容易，做最棒的紅豆餅和做最牛的工程師一樣，都是要非常專注才能成功的。你聞一聞，多香啊，我怎么舍得放棄。”
交換學習回來后，我看到一門講西方現代文藝思潮的課，一看課程介紹培養學生對西方藝術史的粗淺理解，讓學生感知美、欣賞美，乃至創造美。怎么聽怎么輕松，便選了它。老師是一個年過半百的老頭兒，教的盡是些冷僻課程。
但他的課完全出乎我意料。
大半頭發都白了的老師，一上臺先鞠躬，感謝我們的出席，繼而轉身，一言不發地在黑板上畫了一條坐標線，標注出現代文藝的幾個重要時間節點以及代表人物。他一路梳理文藝脈絡，從高更到畢加索，從德加到塞尚，栩栩如生，細節畢現，鎮住了底下一票攥著手機打算刷微博的少年。
當他語調平緩地，講起莫奈一生對花與水的執著時，我突然意識到，窗外是春天啊。
總是很感激，遇上這些耐得住性子的人。
剛上大學時，我常常翹課，專業課上翻小說，選修課上看電影，期末考前通宵一場，就算是給這門課的最高敬意。
但與我同宿舍的女同學不一樣，她把做科研作為奮斗目標，明確得讓我們汗顏。平日里非常寡言，我們討論時事交換《三聯生活周刊》時，她埋頭看大部頭的專業著作，對一連串時髦詞匯完全無感。文學史課上，我跟老師一唱一和講段子，一扭頭，看到她在默背民國大事記。半年前，她拿了國家獎學金，去了美國交換學習，甚至連留給我的結尾，都讓人無語凝噎：宿舍里四人碰杯，我們喝的是啤酒，她拿茶水蒙混。
在每個人都在盡力表現出格的年紀，我很輕易地，判定她很悶。但此刻，我卻莫名其妙地覺得她挺炫酷的。
在全班人都在焦慮畢業擔憂前程，卻又要假裝大大咧咧的環境里，她選擇了老老實實的活法。在我們踴躍表演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年紀，她選擇了克己復禮。這種節制的不動聲色的活法，好像比荷爾蒙慫恿下的滿不在乎更酷耶。她擺明了只想做優等生，她也確實做成了優等生。
我認慫了，不再用無所事事的口吻，來證明自己的炫酷。有些人生來就能用單腳站立，我不行，我需要兩只腳踏踏實實地踩在地面上，才能站得很穩。
我雖然慫，但爸爸非常炫酷。年三十的下午，我們在樓下準備燒菜跟親戚閑扯搓麻將嗑瓜子，他一個人在樓上，翻譯一道競賽經典例題。有一桌三缺一，我媽讓我催他下來湊數，我蹦蹦跳跳地跑去找他。
爸爸躲在一沓沓資料里，躲在很重的辭典后面。爸爸老了，發際線越來越高。可是專心的爸爸好酷呀。我跑到他面前，彎下腰問他：你給我騰點地方，我陪你看會書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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