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和冰心有著70年的深厚友誼，在精神上彼此扶持一直延續到耄耋之年。從《收獲》雜志近期刊發的98封兩人來往書信便可略見他們的情誼。
“得來信和《文叢》，十分喜慰。知道你和靳以不斷在努力，尤為興奮。蕭乾的文章，越寫越好了，應該傳令嘉獎。巴黎的春天，是真美，可惜雨還是多一點……”這是1937年4月9日，冰心從巴黎寫給巴金的信，也是現存最早的冰心寫給巴金的信。
1994年1月3日，冰心曾在巴金畫像旁題寫贈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同年5月，巴金給冰心的題字：“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種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盞明燈，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樂觀。燈亮著，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燈亮著，我不會感到孤獨。”
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溫暖
關于巴金和冰心之間的友誼的細節，已有無數學者、作家或是親歷者撰文詳述。
故事的開始，似在1933年。
那時，巴金正在北平小住，與鄭振鐸、章靳以等一起創辦《文學季刊》。為了給刊物組稿，他和章靳以去拜訪了冰心。
冰心后來回憶：“那時我們都很年輕，我又比他們大幾歲，便把他們當做小弟弟看待，談起話來都很隨便而自然。”在冰心眼里，靳以健談，熱情而活潑；巴金比較沉默，靦腆而略帶憂郁。
但巴金的沉默，冰心早已懂得。
那時，她已讀過這位“小弟弟”的一些早期作品。她記得，他常愛背誦一位前輩的名言：“當我沉默的時候，我覺得充實……”他還說過：“我似乎生來就帶來了憂郁性，我的憂郁性幾乎毀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追求光明得努力，我沒有一刻停止過。”
“我記得我知道他在正在崩潰的、陳腐的封建大家庭里生活了十幾年，他的充實的心里有著太多的留戀與憤怒。他要甩掉這十幾年可怕的夢魘。他離開了這個封建家庭，同時痛苦地拿起筆來，寫出他對封建制度的強烈控訴。他心里有一團憤怒的火，不寫不行，他不是為了要做作家才寫作的。”——盡管第一次見面，但巴金與冰心卻如相知許久的故人。
巴金初見冰心時的沉默，或許還有另一層原因——終見欽慕已久的“長輩”，難免靦腆。
其實，他們的友情早在1933年前已埋下伏筆。
1922年夏，巴金和堂弟在老家的園子里，伴著滿園蟬聲讀冰心的詩《繁星》，邊讀邊學寫“小詩”。
雖然只寫了十幾二十首，但巴金說，那些“小詩”一直鮮明地印在他的心上，“常常覺得有人吟著詩走在前面，而他，也不知不覺地吟著詩慢慢地走上前去”。
吟詩在前的，也許就是冰心。
巴金后來曾有過這樣的回憶：“當時年輕的讀者容易熟悉青年作者的感情。我們喜歡冰心，跟著她愛星星，愛大海，我這個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溫暖。”
1923年5月，巴金離家赴上海。經過瀘縣時，他特地上岸買了一本由商務印書館初版的《繁星》帶在身旁。
文字讓原本陌生的兩個人靈犀相通。
他仍是個調皮的孩子
有這樣的默契作為基礎，兩人初識的一見如故，便自在情理之中。
1940年冬，冰心從昆明到重慶，巴金恰好也在這時來到重慶。冰心當時吐血，住在歌樂山養病，巴金常去看她。得悉冰心經濟拮據，連年夜飯都成了問題，巴金跟冰心談起她的著作應在內地重印出版。冰心便將此事全權交給這位“小弟弟”。
巴金在經濟上的鼎力相助，不僅讓冰心感激，冰心的丈夫吳文藻也由衷感慨：“巴金真是一個真誠的朋友。”
巴金的妻子蕭珊，也是冰心的好友。
1938年，冰心舉家內遷云南昆明時，巴金曾帶未婚妻蕭珊到冰心家拜訪。
此后，蕭珊任《上海文學》和《收獲》雜志編輯，巴金常“慫恿”妻子向冰心約稿。冰心喜歡蕭珊，對她的約稿自然不會敷衍馬虎。在冰心看來，“那些千把字的雞零狗碎的應急文章”是不會給蕭珊的，她總想“聚精會神，寫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一點的”文章。
慢工出細活，可等稿等得心急的蕭珊難保不連續寫信催稿。她的信“又熱情，又撒嬌”，有時甚至調皮地寫：“你再不來稿，我就要上吊了。”
1961年11月14日，冰心在給蕭珊的回信中寫道：“你的信來了，又是‘自殺’，（在這一點上，巴金罪不可恕！）又是‘寡情’，真把我嚇壞了，我連信也不敢回，想把稿寫好一并寄去，不料，越著急越不行，就像小學生寫作文一樣，理不出一個頭緒來……納蘭詞有句云：‘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今真個不多情’，可為我詠！這兩天又開始努力，遲早寄上，請別著急。少不得請代問巴金好，雖然他仍是個調皮的孩子！”
我無時不在惦記你
生活注定不會一直風平浪靜。
巴金與冰心兩個人，或者說兩家人的親密交往，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不得不中止。“文革”中，冰心和巴金音信隔絕，直到“四人幫”被粉碎。
十幾年光陰，并沒有隔斷兩個人的友誼。他們始終在心底互念老友，不知對方是否安好。
1977年3月11日，巴金提起筆，給冰心寫了十多年來的第一封信。他寫道：“算起來11年了！這中間也常常想到您。可是在‘四人幫’的嚴密控制下，我也不便寫信，也不愿給別人、也給自己帶來麻煩……我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但是我有信心要看到他們的垮臺，我果然看到了……”
正是這封信，帶來了久違的問候，也讓巴金和冰心開始了北京、上海兩地之間的鴻雁傳書。信中，他們慶幸“重逢”，也談“十年浩劫”。當聽聞“又調皮”“又撒嬌”的蕭珊在“文革”中受迫害致病而死，冰心更為自己失去朋友、老友失去愛妻而痛心。
1980年4月，巴金和冰心受邀參加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日本。巴金當年76歲，冰心比他還要年長4歲。訪問期間，兩位老人曾在一天晚上天南地北地開懷暢談至午夜。
日本一別，到1999年冰心去世，19年中，由于兩位老人年事漸高都經不住長途旅行，他們只有少數的幾次會面，1985年后不復相見，完全靠書信溝通心靈。
巴金即使為病痛所苦，執筆困難，手發抖，但隔些日子也還要勉力而為，給冰心寫信。他亦曾感慨：“想念你們，但抱病之身痛苦不堪，尤其是無法寫信吐露我滿腹的感情。”而冰心則把巴金的信一直珍藏在一個深藍色的鐵盒里。
即便從未中斷過書信交流，但1985年后，冰心仍總盼著能有機會再見巴金。巴金研究專家丹晨，就曾在回憶巴金和冰心的文章中提到，1985年那次見面以后的一年，冰心曾在信中說：“你怎樣？能到北京來嗎？我們仿佛永遠也不能見面！”“我無時不在惦記你。血壓還低否？手還抖否？”“今年如能來京一行，相對談話比寫信痛快得多，是不是？”“我們住近一點就好了，彼此都不寂寞。”“我想若能把我們兩人弄到一處聊聊多好！”“倒是大家聚一聚，什么都談，不只是牢騷，談些可笑、可悲、可嘆的事，都可以打發日子。”
巴金之前曾摔傷過腿，1989年初又摔了一跤，住進醫院治療。按丹晨所述，冰心在信中關切而焦慮地說：“你近體怎樣？何時出院？千萬不要多見客人，我恨不能到你身邊看看。”1990年，她在一次信中說：“知你不喝酒，但喜歡茶和咖啡，在這點上又與我相同，什么時候我們能做（疑‘坐’之誤）到一起喝喝咖啡，談一談，多好！可惜我們都行動不便了。”
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藥物
和冰心一樣，在不能相見的歲月，巴金也無時無刻不關心著自己的大姐。
巴金在1989年寫給冰心的一封信中曾這樣說：“我們不能見面，有話也無法暢談，幸而我們能做夢……我還想，能做夢就能寫書。要是您我各寫一本小書，那有多好！”
曾擔任《文藝報》主編，并和巴金、冰心有過長期交往的作家吳泰昌，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記述過這樣的往事：1985年，冰心的愛人吳文藻去世。冰心對吳泰昌說：“我暫不給巴金寫信，你將一些情況告訴他，叫他放心，我好好的。”過了不久，冰心之女吳青寫信給巴金，巴金在給吳青的回信中說：“聽泰昌說文藻先生逝世，非常難過。想寫封信給你，但手抖得厲害，而且這個時候講什么話好呢？我只能說：‘務望節哀！好好地照顧你母親！’我知道冰心大姊是想得開的。請她多多保重……”
但讓吳泰昌更為感懷的，還是后面的細節：1986年5月18日，冰心應北方月季花公司邀請去花房賞花，鄧穎超得知消息后，趕去看望冰心。關于兩位老人在月季花叢中相會的情景，吳泰昌寫了一篇散記發表在《文藝報》上。
文章見報后，冰心又叫吳泰昌去，把當時的細節詳述給他聽，叫他告訴巴金。吳泰昌說：“巴老看《文藝報》的，他肯定會知道。”但冰心說：“你沒有參加這個活動，你寫的內容是聽我說的，還有一些具體的細節，再給你講，你告訴巴金，也讓他高興，文藻去世后，他一定擔心我情緒不好。”
點滴細節，可見兩位老人幾十年惺惺相惜。
冰心的信，確也給晚年的巴金帶來許多溫暖。
那時，巴金幾次向冰心訴說，有許多干擾，總有人纏著自己做不愿意做的事。冰心復信表示同感。覺得這是“名人之累”，無可奈何。巴金談到自己“整天想前想后，想到國家、民族的前途，總是放心不下”。冰心則囑他“不要那樣憂郁，那樣痛苦”。
難怪當年冰心為巴金捎來紅參時，巴金感慨：“我需要的是精神養料……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藥物，想到它，我就有巨大的勇氣。”冰心則在回信中說：“關于這一點，你有著我的全部友情。”
巴金與冰心的最后一次通信是在1997年，兩人吃力地寫下對彼此的思念。
1997年2月22日，冰心寫道：“巴金老弟：我想念你，多保重！”同年6月11日，巴金回復：“冰心大姊，我也很想念您！”
1999年，冰心去世；2005年，巴金去世。
他們留下的，是兩人最真、最醇的友情。
（本文部分細節參考冰心、巴金通信和部分著述，同時參考丹晨、吳泰昌、李朝全等所寫所編回憶巴金、冰心的文章及書籍）
（姍 姍摘自《小康》2012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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