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著名抒情詩人荷爾德林曾在一首名為《在可愛的藍色中閃爍著……》的詩中說了這樣一句話：“充滿勞績，然而人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大地上。”這句詩經由海德格爾的闡釋，已被后人廣為傳誦。關于這句詩，海德格爾曾這樣解釋：“一切勞作和活動，建造和照料，都是文化。而文化始終只是并且永遠就是一種棲居的結果。這種棲居就是詩意的。” “棲居以詩意為根基”。他認為，“詩意地棲居”是一個自我人性顯現、自我人性敞開、自我人性領悟、自我實現的生命體驗過程。“詩意地棲居”是一種本質意義上的存在狀態，海德格爾通過這樣的闡釋，為人類設想的一種嶄新的生存方式和境界，表達了人類對本真的生存方式的追求。
人生在世，如白駒過隙，除了心中崇高的理想信念之外，從生活理想的角度來看，尋求詩意的棲居將是每個人孜孜不倦的追求。可以說，人詩意地棲居，是生命的存在矛盾的終極解決，而詩化的生活則是生命存在的最高形式。那么，作為人的實踐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審美活動與詩意棲居有沒有什么關系？人又如何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達到詩意的棲居呢？我認為，一個人如果想要達到詩意棲居的境界，最重要的應該保持一種審美的人生態度，只有用審美的眼光看待生活，用審美的態度來品味人生，才能擁有詩意的生活，獲得詩意的棲居。也就是說，詩意的棲居，說到底離不開審美的人生態度。
審美的人生態度就是指對人生的審美態度。《美學小辭典》上給審美態度下的定義是:“人對審美對象和對審美活動本身所持的態度”。《美育辭典》上說：“審美態度，或稱“靜觀”的態度，進行審美活動所必需的特殊的心理狀態，它要求欣賞者以純粹欣賞的眼光看待審美對象，排除一切與日常生活相聯系的實用的，功利的欲望和要求。”我們可以簡單理解為，審美態度是以審美的眼光、心境來對待審美對象，無實用、功利的欲望和要求。對人生的審美態度，也就是用超越現實功利、本能欲望、理性工具的審美情感、眼光和角度，以“詩意地棲居”的態度去看待他人，審視自我，對待人生，以審美態度從容面對生活中的失意挫折，而不是斤斤計較窮達或成敗，由此喚起對于理想的憧憬，使人向至善至美的境界躍進。只有達到這樣一種至善至美的審美境界，才能體會到詩意的棲居。
關于審美的人生態度，中西方的美學家各自有著不同的見解，在中國美學中，審美已經達到一種生存的范疇，儒釋道各家也有著不同的解釋與理解。
孔子追求“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的人生境界，追求“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生活理想，希望以自身的終生修養來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孟子也希望通過“養吾浩然之氣”而達到“上下與天地同流”的自由境界。
如果說孔孟的審美人生態度帶有倫理道德的意味，那么，老莊則是把它當作徹底解脫人生痛苦的方法。老子認為人本身的存在就是痛苦的原因，《老子·十三章》載有“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也”。并提出解決的辦法是“滌除玄鑒”，只有洗清雜念，摒除妄見，才能返自內心的本明。莊子也認為生命本身是人生悲劇的根源:他在《大宗師》中說:“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在《至樂》篇中說:“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并且，在他看來，人生是一場短暫而痛苦的夢，如白駒過隙，一晃而過，所以他重個人生命的享受，主張超越功利、道德、感官、理智，取消人的一切現實規定性，主張主體內心世界要摒除欲念、保持空明虛靜，并提出了“心齋”和“坐忘”的命題。他在名篇《逍遙游》中就淋漓盡致地抒發自己“游”的境界，推崇無待的精神自由境界，并努力尋求“天地之大美”，通過這種忘物忘己，主客體的交融獲得一種審美觀照。所以老莊達到了“無為而無不為”、“不刻意而高，無導引而壽”的超自由境界;徐復觀認為其“心齋”、“坐忘”即是一種對人生的審美觀照。
另外，禪宗也追求無牽無掛的逍遙境界。希望以“不修而修”來出“五行”、離“三界”，于宗教外獲得一種精神自由和徹底解脫，在有限中實現無限，于現實中完成一種超越，佛教的“涅”，也就是指經過修持來消除苦因苦果，滅寂欲念煩惱，達到永恒超脫、永恒寂靜的最安樂境界，這是一種帶有虛幻意義的審美人生態度。
無論是儒家的“風乎舞雩，詠而歸”，道家的“逍遙游”和“物我兩忘”，還是佛家的“禪悅之風”，都是他們審美人生的理想追求。這種審美化生存追求影響了以后許多人的審美主張和藝術人生，他們以灑脫的審美態度來待人接物，使個體的生存充滿了詩意。這種現象在魏晉時期表現的尤為明顯。在魏晉時期，破除禮法、崇尚自然，成為名士們追求的一種時尚。他們超然放達，漠視禮法，常聚于山林，縱酒放歌。這樣一種新的人生態度和精神氣就是我們常說的魏晉風度。
歷史上有名的大書法家，“書圣”王羲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晉書 王羲之傳》中有這樣的記載：“羲之既去官, 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采藥石不遠千里，遍游東中諸郡， 窮諸名山，泛滄海， 嘆曰：’我卒當以樂死!’ ”王羲之與朋友們流連于山水中，整日詩酒風流。在東晉永和九年的暮春之初，在會稽山陰之蘭亭組織了歷史上著名的蘭亭山水集會，與會者多達四十余人， 會上諸位文人欣賞山水， 飲酒賦詩。為了增加趣味，采取流觴賦詩的方法， 流觴所至， 即席賦詩，編為《蘭亭集》， 由王羲之代為寫序，即書法史上的杰作《蘭亭集序》。
從文獻中關于這次山水盛會的記載，可以看出此時的山水已經不僅僅是士人生存的背景和心向往之的理想之境，而已經成為他們經常涉足的生存場域。他們以審美的眼光看待周圍的事物，借自然的山水化解胸中郁結的情懷，或從時序的變遷中感受生命的意蘊,體悟著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在自然的懷抱中，他們被一種美妙的情緒所籠罩，心馳神往、暢神怡情，他們在優美的自然景致和美好的人文氛圍中得到全身心的審美愉悅，體驗著一種詩意的生存方式。
另一位以審美的人生態度獲得詩意棲居的名士，是東晉末期的陶淵明。可以說陶淵明是魏晉士人自然生存理想一個徹底的踐行者。魏晉以來士人一直在入與出，進與退，仕與隱矛盾焦灼的痛苦中追求著自由自在的生存理想，而陶淵明則化解了理想生存與現實生存的焦慮和痛楚，他辭官歸隱，回到田園， 躬耕稼穡，將魏晉以來士文人所追求的內在自然與外在自然合而為一，使魏晉士文人所追求的自然生存理想在南山沖淡寧靜的詩意棲居中走向了高峰。
陶淵明作為東晉名士之一，他的人生期求和審美情趣深受魏晉時代崇尚自然的文化風尚和文人所追求的自然生存理想的影響。 在他的自然生存理念中，核心是魏晉以來的性本自然說。陶淵明曾在《歸園田居（其一）》中寫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在《與子儼等疏》中又寫道：“少學琴書， 偶愛閑靜， 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 亦復歡然有喜。嘗言五六月中， 北窗下臥， 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因崇尚生命的本質在于自然，所以官場對其而言始終如樊籠一般，使他總有著一種想要返回的愿望和沖動。可以說，當陶淵明在官場上面臨困境，深感厭倦的時候, 他潛在的價值觀念就成為他選擇生存方式的原動力，因此，“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成為陶淵明經歷中最具標志性的人生告白。
可以說陶淵明是在田園生活中真正實現了詩意棲居。而這種詩意棲居的獲得，離不開他審美的人生態度。陶淵明歸隱之后, 很多時候是棲居在自己的詩意里。陶淵明的躬耕生活一定是孤獨而艱苦的，但他卻可以用閑淡的筆觸僅以“晨興理荒穢，戴月荷鋤歸”兩句簡單帶過，在艱苦的躬耕之余，卻也能“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這種詩意的生活方式，可謂實現了他多年內心深處的自然生存渴望。鄉村日常的生活是庸常的，日常的稼穡是艱辛的，但是庸常和艱辛的農村生活在陶淵明這里卻被演變為充滿詩意的田園。陶淵明正是憑借著這種審美的人生態度，以審美的眼光體察生活，才尋覓到了心靈的這片桃花源，體驗到了詩意的棲居。
魏晉名士的事例充分證明，秉持這樣一種審美的人生態度對擁有詩意生活和實現詩意棲居有著很強的重要性。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現實的人生往往充塞著不如意，或者說人并不總是能詩意地棲居世界。所以，要想真正實現詩意的棲居，有時僅憑一種審美的人生態度還是不夠的，因為這種人生態度畢竟只屬于主觀方面的因素。詩意的棲居首先意味著要避免危險和傷害，獲得和平和安全，方能享受自在和閑適，領有詩意和靈性，才能最終守住心靈的凈土，自由自在地棲居于廣袤的大地，翩躚于浩瀚的天空。而人生中有時會遇上各種無奈，比如戰亂和災難，這些客觀因素的出現有時并非人的主觀因素所能避免。不過，也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才有了對詩意人生，對人生美學意境那生生不息樂此不疲的追求。而這種追求又給我們的人生帶來了美的內涵，美的意蘊和美的風范。因此，能夠擁有這樣一種始終保持好審美的人生態度，不斷在困境中追求詩意棲居的狀態，也是人生中的一大樂事。
【參考文獻】
[1]朱立元《美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第2版
[2]《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
[3]陳迎輝.魏晉士文人的自然生存美學,學術交流，2010年4月第4期
[4]李霞.道家與禪宗的人生哲學[J].安徽史學，1998 年第 3 期
[5]劉發開.重建詩意棲居的精神家園，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9 年第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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