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在紐約市一個最貧困最臟亂地區的法庭上，一名老婦人因偷竊面包正被審問。老婦人頭發凌亂，手在微微發抖，囁嚅著說："原諒我。我需要面包，來喂養我那幾個餓得直哭的孫兒，他們好幾天沒吃東西了……"她抬手去抹眼角的淚水。法官依然冷若冰霜，當庭宣稱："我必須秉公辦事，你可以選擇10美元的罰款或者10天的拘役。"
判決宣布后，時任紐約市長的拉瓜地亞從旁聽席上站起來，脫下帽子，放進5美元，然后向其他人說："現在，請諸位每人另交50美分的罰金，這是為我們的冷漠付費，以處罰我們生活在一個要老祖母去偷面包喂養孫兒的城市。"旁聽席上的每個人聞之動顏，認認真真地捐出了50美分。
按理說，一個老婦人偷竊面包被罰款，與外人何干？拉瓜地亞說得明白--為我們的冷漠付費。他告訴我們，人和人之間，并非孤立無關的；人來到這世間，作為社會的動物，是訂有契約的：物質利益的來往，有法律的契約；行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約。
我想起一位名叫馬丁·尼莫拉的德國新教牧師，他在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銘刻了一首短詩：
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后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這正是背棄精神契約的最終結局。
人生在世，誰都有可能遭遇危難和困境，誰都有可能成為弱者，如果我們在別人危急的時候不援手，誰能擔保自己不會吞咽孤立無援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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