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80后，在我整個童年和青春期里，都夢想著長大后能成為一名電臺主持人。
父親說在我還不能夠直立行走的時候，他沒有時間總是抱著我，只要讓那個老式的收音機發出聲音，我就不哭。我們家是當時在當地最早買上走私收音機的人家，是夏普6060半電腦的進口貨。父親喜歡聽鄧麗君的歌，買了很多磁帶。沒有收音機的時候，他就把我放在床上，一邊忙手里的活，一邊嘴里輕聲哼著調調，我也不哭。
我喜歡在睡前讓母親翻開故事書念一個故事給我聽，聽著聽著我便可以安心入睡。后來母親工作越來越忙，沒時間每天給我講睡前故事，父親想了一個好辦法，讓她提前把書里的故事錄在那臺收音機里，每當我上床的時候，便播出來給我聽。有時，我自己也錄故事，對著收音機講話。那些童言無忌的話語在許多年后曾被我翻出來聽，就像面對著過去的自己。
大一些之后，我開始跟著那臺走私收音機里放的流行歌曲慢慢哼唱——那是我們家里比我歲數都大的古董。
父親說，我從小就對聲音敏感。
上小學以后，父親托人幫我去買了一個500多塊錢的松下WALKMAN，那時候能用上這家伙的可都算是家境無比優越的小朋友。記得買的第一盒磁帶是范曉萱的《健康歌》。
80后的孩子不像現在可以擁有如此多的偶像，聽到如此多的歌，因為沒有網絡，聽歌的渠道非常局限，除了聽廣播就是買磁帶。我上初中那會兒，把每個月僅存下來的一點兒零花錢偷偷拿去音像店買磁帶。對，那時候只有磁帶。
其他小孩有整箱的芭比娃娃或是變形金剛，我只有一抽屜一抽屜的磁帶……
讀初中的時候，家里管得很嚴格，除了周末，平時都不準我看電視。于是，聽廣播成了那代孩子的唯一娛樂休閑方式。
有些夢想隨著聲波的傳送從此走進了我的心里。
在當時的我看來，那是人生最理想的一種職業狀態。華燈初上，在一處安靜的密閉空間內，做一檔屬于自己的音樂類談話節目。沒有選擇與放棄的踟躕，沒有理想與現實的沖撞，在那里，打開話筒就是一方自由天地。以至于我當時一度堅信自己將來一定要做一個電臺的主持人。
因為在那時，這就是夢想，是無拘無束。
電臺多簡單，就是把自己的夢告訴別人。而做電臺的人都是喜歡做夢的人。
于是，我開始將每個時間段好聽的節目記錄下來，準時收聽，甚至是守在電話機前撥打calling熱線。我開始瘋狂迷戀著有好聽且富有磁性聲音的電臺主持人，那幾乎成為在高中最灰暗的三年里支撐我堅持下去的全部精神支柱。那些聲音陪伴我度過的無數個難熬的夜晚，給過我力量和希望。
填報高考志愿的時候，父母想讓我念個以后可以進正經事業單位的專業，我死活要考傳媒，我說我就想要做電臺。現在想來，表達的欲望可能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雖然后來也沒如愿，卻有了另一種訴說的方式：照片和文字。
但或許自己骨子里對于當主持人的夢想總存在著幾分不自信，因此，在選專業的時候我并沒有直接填報播音主持，而是“曲線救國”般地選擇了編劇。漸漸地，我開始意識到，做主持人這個夢想對于我來說其實并不那么現實。長相不算絕色，聲音不夠好聽，光硬件條件來說我已經相去甚遠；另一方面，個性偏孤僻，并不善于與人打交道，公共場合也無法做到八面玲瓏，軟件上來看也沒什么戲；更重要的是，即使我做了主持人，也未必能做我所喜歡的那種類型的節目，試想，如果讓我去播天氣預報或是電視購物廣告，那簡直比不能做還要痛苦啊。綜上所述，我開始理性地認識到，夢想和現實總是有差距的，我喜歡的其實未必真正適合我。
年少時的夢似乎離我漸行漸遠，但我還是成為了一名傳媒工作者。
心中的電臺情結一直在，對于好聽的聲音也依舊沒有抵抗力。
后來認識了一些朋友，發現我們的記憶雷同，發現那些九塊八、新華書店、拿空白磁帶錄電臺、廣播節目、上海音像、滾石Logo、買打口碟等音樂事件也統統一致。例如后來和我一同創業的萬師傅。
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某些人某些夢的出現好像就是為了要把你扶上某一條路，比如曾經在收音機里的那些聲音，比如想做電臺主持人的夢，這些因緣教會我，跟隨自己的心，它一定會帶你去你應該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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