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多少年來我曾反復思考過這個問題。我曾一度得到兩個截然相反的答案：一個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學，“知識越多越反動”，我實在心有余悸。一個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還要學現在學的這一套。后一個想法最終占了上風，一直到現在。
我為什么還要上大學而又偏偏要學現在這一套呢?沒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我只不過覺得，我走過的這一條道路，對己，對人，都還有點好處而已。我搞的這一套東西，對普通人來說，簡直像天書，似乎無補于國計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進國家，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經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輝煌的成績。這一套冷僻的東西與先進的科學技術之間，真似乎有某種聯系。其中消息耐人尋味。
我們不是提出了弘揚祖國優秀文化，發揚愛國主義嗎?這一套天書確實能同這兩句口號掛上鉤。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中村元博士在給我的散文集日譯本《中國知識人の精神史》寫的序中說到，中國的南亞研究原來是相當落后的。可是近幾年來，突然出現了一批中年專家，寫出了一些水平較高的作品，讓日本學者有“攻其不備”之感。這是幾句非常有意思的話。實際上，中國梵學學者同日本同行們的關系是十分友好的。我們一沒有“攻”，二沒有爭，只是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有了一點成績，日本學者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覺得過去對中國南亞研究的評價過時了。我覺得，這里面既包含著“弘揚”，也包含著“發揚”。怎么能說，我們這一套無補于國計民生呢?
話說遠了，還是回來談我們的本題。
我的大學生活是比較長的：在中國念了4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又念了5年，才獲得學位。我在上面所說的“這一套”就是在國外學到的。我在國內時，對“這一套”就有興趣，但苦無機會。到了哥廷根大學，終于找到了機會，我簡直如魚得水，到現在已經堅持學習了將近六十年。如果馬克思不急于召喚我，我還要堅持學下去的。
如果想讓我談一談在上大學期間我收獲最大的是什么，那是并不困難的。在德國學習期間有兩件事情是我畢生難忘的，這兩件事都與我的博士論文有關聯。
我想有必要在這里先談一談德國的與博士論文有關的制度。當我在德國學習的時候，德國并沒有規定學習的年限。只要你有錢，你可以無限期地學習下去。德國有一個詞兒是別的國家沒有的，這就是“永恒的大學生”。德國大學沒有空洞的“畢業”這個概念。只有博士論文寫成，口試通過，拿到博士學位，這才算是畢了業。
寫博士論文也有一個形式上簡單而實則極嚴格的過程，一切決定于教授。在德國大學里，學術問題是教授說了算。德國大學沒有入學考試。只要高中畢業，就可以進入任何大學。德國學生往往是先入幾個大學，過了一段時間以后，自己認為某個大學、某個教授，對自己最適合，于是才安定下來。在一個大學，從某一位教授學習。先聽教授的課，后參加他的研討班。最后教授認為你“孺子可教”，才會給你一個博士論文題目。再經過幾年的努力，搜集資料，寫出論文提綱，經教授過目。論文寫成的年限沒有規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長則漫無限制。拿到題目，十年八年寫不出論文，也不是稀見的事。所有這一切都決定于教授，院長、校長無權過問。寫論文，他們強調一個“新”字，沒有新見解，就不必寫文章。見解不論大小，唯新是圖。論文題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個人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只有這樣，學術才能“日日新”，才能有進步。否則滿篇陳言，東抄西抄，拼湊，盡是冷飯，雖洋洋數十甚至數百萬言，除了浪費紙張、浪費讀者的精力以外，還能有什么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論文題目的過程，基本上也是這樣。我拿到了一個有關佛教混合梵語的題目，用了三年的時間，搜集資料，寫成卡片，又到處搜尋有關圖書，翻閱書籍和雜志，大約看了總有一百多種書刊。然后整理資料，使之條理化、系統化，寫出提綱，最后寫成文章。
我個人心里琢磨：怎樣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兒呢?我覺得，那幾千張卡片，雖然抄寫時好像蜜蜂采蜜，極為辛苦;然而卻是干巴巴的，沒有什么文采，或者無法表現文采。于是我想在論文一開始就寫上一篇“導言”，這既能炫學，又能表現文采，真是一舉兩得的絕妙主意。我照此辦理。費了很長的時間，寫成一篇相當長的“導言”。我自我感覺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認為教授一定會大為欣賞，說不定還會夸上幾句哩。我先把“導言”送給教授看，回家做著美妙的夢。我等呀，等呀，終于等到教授要見我，我懷著走上領獎臺的心情，見到了教授。然而卻使我大吃一驚。教授在我的“導言”前畫上了一個前括號，在最后畫上了一個后括號，笑著對我說：“這篇導言統統不要!你這里面全是華而不實的空話，一點新東西也沒有!別人要攻擊你，到處都是暴露點，一點防御也沒有!”對我來說，這真如晴天霹靂，打得我一時說不上話來。但是，經過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覺到，教授這一棍打得好，我畢生受用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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